只有一种贵族，那就是公爵。侯爵不过是可爱的头衔。听见喊公爵，大家才会回首观看。
——《爱丁堡评论》[1]
凡是大人物都有点惺惺作态，明眼人知道，这是表面上彬彬有礼，骨子里压根就瞧不起人。德·拉摩尔侯爵接待彼拉尔神甫时就没有采用这种态度，因为那无异浪费时间，而他公事繁忙，必须争分夺秒。
六个月以来，他机关算尽，企图使王上和国民接受他所建议的一个内阁，而这个内阁出于感恩图报，一定会封他为公爵。
多年以来，侯爵要求他的律师就他在弗朗什－孔泰的案子提出一份简明扼要的报告，但始终得不到。那位著名的律师自己对案子都不明白，又怎能给他解释清楚呢？
神甫只递给他一小张方块纸，便把一切都说明白了。
“我亲爱的神甫，”侯爵只花了不到五分钟和他寒暄并询问了个人的私事，接着便对他说道，“我亲爱的神甫，虽然大家都说我家业兴旺，我却没有时间去认真管一管两件不大但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的家庭和我的事务。我大致能照管我家的财产，而且能使之有所发展；我还得照管自己的娱乐，而且这是应该首先考虑的，至少我看是如此。”他加了一句，同时发现彼拉尔神甫的目光中露出惊讶的神情。神甫虽然通情达理，但看见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如此坦率地谈到自己的寻欢作乐，也着实感到意外。
“在巴黎，干活的人肯定有，”那位大人物继续说道，“但都住在六层楼上。我一旦接近一个人，这个人便会搬到三楼，而他的妻子就会每周定出一天来接待客人。因此，便再也不干活，不努力了，一心只想成为或装出是社交场的人物。他们一旦有饭吃便只干这个。
“我的案子，准确地说吧，我的每一个单独的案子都有律师为我卖命，前天就有一个患肺病死了。不过，为了处理我的全部事务，您相信吗？先生，三年来，我一直都在物色一个人，除了为我抄写之外，肯认真考虑一下他所做的事。不过，这一切只不过是段开场白。
“我敬重您，我还敢说，尽管与您初次见面，我喜欢您。您愿做我的秘书吗？年薪八千法郎或者双倍于此数都行。这样做我还赚了哩，我可以向您保证。我负责给您保留教区那个肥缺，等将来咱们不再合作时您可以去。”
神甫谢绝了。但谈话结束时，他见侯爵确实为难，便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
“我在修道院里扔下了一个年轻人，如果我没料错，此人必会遭到残酷迫害。假如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修士，早就inpace[2]了。
“到目前为止，这个年轻人只懂拉丁文和圣经，但总有一天他会在布道或者为世人指点迷津方面施展伟大的才华，这并非不可能的事。我不知道他将来做什么，但他有热烈的宗教信仰，前途远大。我本来打算万一遇见一位主教在对人对事的看法上哪怕有一点像您，便把这个年轻人交给他。”
“您这位年轻人是什么出身？”侯爵问道。
“据说他的父亲是山区的一个木匠，但我认为他大概是某个有钱人的私生子。我曾经看见他收到过一封匿名或使用假名的信，附有一张五百法郎的汇票。”
“哦！那是于连·索海尔。”侯爵说道。
“您是从哪儿知道他名字的？”神甫吃了一惊，问道。完了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脸都红了。
“这一点不能告诉您。”侯爵回答。
“那好！”神甫又说道，“您可以试试看请他做您的秘书，他有魄力，有头脑，总之，值得试一试。”
“为什么不呢？”侯爵说道，“不过，他会不会被警察局长或其他什么人买通到我家里来当坐探呢？这就是我犹豫的原因。”
彼拉尔神甫一再保证，侯爵终于拿出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说道：
“把这个给于连·索海尔作路费，叫他来见我吧。”
“看得出您是住在巴黎，”彼拉尔说道，“不知道我们这些可怜的外省人，尤其是那些与耶稣会派格格不入的教士所受到的专横对待。他们不会让于连走的，他们会找出种种巧妙的借口，答复我说他病了，信寄丢了等等，等等。”
“我这几天请大臣给主教写封信好了。”侯爵说道。
“我还忘了提醒您，”神甫说道，“这个年轻人尽管出身寒微，但心高气傲，若伤了他的自尊心，他非但不会为你尽心办事，反会装呆卖傻。”
“我喜欢这一点，”侯爵说道，“我让他和我儿子做伴，这样行了吧？”
不久，于连收到一封信，字迹很陌生，从邮戳看是夏龙寄来的，里面有一张到贝藏松一家银号兑付的汇票，以及叫他立即去巴黎的通知。信的落款是个假名。但在打开信时，于连打了一个冷战：一片树叶落到他的脚边，这是他和彼拉尔神甫约定的暗号。
不到一个小时以后，于连奉召到主教府，并获得了慈父般的欢迎。主教引用贺拉斯的诗句，非常巧妙地祝贺于连，说他到了巴黎一定前程远大。按理于连对祝贺应该说几句话，但他什么也说不出来，首先因为他什么也不知道，主教大人对他极为器重。主教府的一个小教士给市长写了封信，市长立即亲自送来一张已经签发但未填名字的空白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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