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汤达（1783—1842）的《红与黑》（1830）中译本问世以来，一直是读者群和外国文学评论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围绕这部小说的社会内容、主人公于连的形象和他的两次爱情、《红与黑》书名的来源及其象征意义等问题，已经开展过那么多讨论，专家学者们也已从各个不同角度做过相当充分的论述，以致不论再谈些什么，都像是在“老调重弹”了。为了尽可能不让读者感到厌倦，本文不拟再对作家作品做全面的分析，只想尝试着探讨这样一个问题：《红与黑》的魅力何在？
一个生前默默无闻、在文坛尚无立足之地的公职人员[1]，死后竟凭着两三部小说[2]，更确切地说，主要是凭着《红与黑》，便取得文学史上几乎与巴尔扎克比肩而立的地位，这个事实本身，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探究一下么？如果我们进一步做些调查，大约还会发现，尽管《红与黑》初版时，印数只有区区七百五十册，摆在书店里几乎无人问津，但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最著名的作家、批评家却很少有对它保持沉默的。歌德、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阿拉贡、萨特等大作家对它表示由衷的赞赏；泰纳、保尔·布尔热、勃兰兑斯、卢那察尔斯基、卢卡契等著名批评家都高度评价它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这部书被列为世界文学经典名著，在许多国家都不止有一个译本（如果我的统计没有遗漏的话，在中国至少已有十种译本）。特别是在青年读者群中，它始终是最受欢迎的文学读物之一。那么，是什么因素使这部以一个普通刑事案件为素材的小说[3]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呢？
当然，所有的评论家都一致肯定司汤达深刻地反映了他的时代。只要看看小说的副标题“一八三○年纪事”就可以体会到，司汤达和巴尔扎克一样，是在自觉地为当代社会谱写历史。的确，就同步地反映法国大革命以后的社会大动荡而言，也只有他可以与巴尔扎克媲美了。他那明晰、敏锐的头脑，对王政复辟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做出了何等准确的分析判断！但是，如果他仅仅写出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写出以维里业城为代表的“三头政治”，写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相互妥协及相互渗透，写出极端保王党为进一步复辟封建势力而召开的秘密会议以及教会在复辟政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等等，是否就能使那么多读者对这部书兴味盎然呢？毫无疑问，这些描写十分重要，很有价值，离开了这些，便不可能理解这部作品的深意。可是，对大多数读者来说，显然不是因为关心一百多年前的政治才喜爱《红与黑》的。人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它的主人公于连。于连和整个社会环境的冲突，他的野心抱负与孤军奋斗，他对现实的愤懑不平和报复性的反抗，这才是小说中真正扣人心弦的地方。离开了于连的悲剧，其他一切对读者便毫无意义。何况，于连也正是艺术家悉心照料的对象，其他人物和事件在书中不过是陪衬而已。比起《人间喜剧》中的埃斯格里尼翁侯爵、马兰·德·贡德维尔和脱鲁倍神甫，[4]他笔下的德·雷纳先生、华勒诺先生、德·拉摩尔侯爵和弗里莱神甫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一张张剪纸而已。有特征，却无立体感，作者根本不打算在这些次要人物身上多费笔墨。他所呕心沥血塑造的，是于连。《红与黑》四十万字的篇幅，只围绕着一个于连。离开这个人物，《红与黑》的魅力就无从谈起。
作为一种社会典型，于连属于法国大革命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青年，在王政复辟时期，是被排斥在政权之外的中小资产阶级“才智之士”的代表，这类人受过资产阶级革命的熏陶，为拿破仑的丰功伟绩所鼓舞，早在心目中粉碎了封建等级的权威，而将个人才智视为分配社会权力的惟一合理依据。他们大都雄心勃勃，精力旺盛，在智力与毅力上大大优越于在惰怠虚荣的环境中长大的贵族青年，只是由于出身低微，便处在受人轻视的仆役地位。对自身地位的不满，激起这个阶层对社会的憎恨；对荣誉和财富的渴望，又引诱他们投入上流社会的角斗场。
于连·索海尔从少年时代起，就抱定了要出人头地的决心，做过无数有关英雄伟人的美梦，他幻想自己像拿破仑那样，凭着身佩的长剑摆脱卑微贫困的地位，年三十立功于战场而成为显赫的将军。
然而于连不幸生不逢时，在王政复辟时期，平民甚至没有穿军官制服的可能，惟一能够通向上层社会的途径就是当教士了。当于连看到一个德高望重的老法官在一场无聊的纠纷中被一个小小的教士所击败，一个四十多岁的神甫就拿到三倍于拿破仑麾下名将的薪俸，他就不再提起拿破仑的名字，而发奋攻读神学了。他想：“在一切事业里，都需要聪明人，……在拿破仑统治之下，我会是一名军官；在未来的神甫当中，我将是一位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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