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期，口齿伶俐、能说会道又好出风头的老二保根，常在同学中虔诚地、眉飞色舞地谈论“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造成的”和“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等玄奥题目，连脑袋瓜并不迟钝的伙伴们都因为听得神乎其神而目瞪口呆，同时暗暗佩服他、相信他。如今，也就是从他讨厌起田家院这个家开始，他变了。背地里骂党支部书记邱志国是“土皇帝”“地头蛇”“不倒翁”，骂生产队队长郭云是“礼拜五”“草包司令”“苦行僧代表人物”；当着面嘲讽社员们都是跟他爹妈和他哥哥一样儿的愚昧无知、自私自利的“阿Q后代”。
那一年高考落榜，老二保根宣称要在田家院独立自主，而后带头改革田家庄的落后面貌。他跟一伙要好的青年伙伴，在他家西屋嘀咕好几个晚上（不背着他哥哥田留根，也不准田留根插嘴和泄露消息），起草了一份申请报告，特别庄严地递交到党支部书记邱志国手里。
邱志国展开看一眼，像被那两页纸烧着一样一哆嗦：“什么，你们几个要霸占大队的果园？”
老二保根解释：“是搞承包……”
“我们是社会主义集体，不是地下包工队！”
“人家城关公社土地、鱼塘、鸡场和副业摊子都承包给社员了……”
“那是复辟资本主义。那是倒退单干。我们是学大寨的先进大队。我们不跟他们搞那种罪恶活动。”
“支书，您敢抗拒中央的经济改革路线？”
“什么中央？什么经济改革？”邱志国显然积压着满肚子怒怨，憋不住地借机发泄起来，“我看他们是发昏了！口口声声说不折腾了，说坚持社会主义。结果呢？想把几十年建设起来的家当给毁掉……告诉你们，我是个堂堂的共产党员，就是把刀搁在脖子上，我也要坚决地抵制这股歪风！”
老二保根他们的轻举妄动被支部书记邱志国给顶回去了。他们当然不服气。而最使他们恼火的是后来发生的事儿。大概过了一个星期，到公社开了三天会回到田家庄的支书邱志国，忽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儿。他亲自敲钟，把社员召集到大庙前边，宣布彻底推行“生产责任制”，集体的各种生产项目，一点儿不剩，全都要承包下去。就一个晚上的会议，田家庄的“经济改革”完成了。
在会场上，社员们几乎全都莫名其妙地转不过弯子，一个个瞪大眼睛，不知道说什么好。从始至终的气氛紧张而表面沉寂的会议，只是在宣布“胜利散会”的时候才有了一点儿响声，是大队长郭云和老烈属两个人制造的。
郭云突然地大叫一声：“天哪，生产队就这样解散了？”
老烈属想附和一句，一张嘴巴变成“哇哇”的痛哭。
在会场上像一群被驱赶的绵羊一般的社员，回到家里，琢磨和嘀咕了一夜，第二天都变成了猛虎：每一家户主都率领着家小，跑到饲养场抢好牲口，跑到村外占好地块儿；一台手扶拖拉机两个生产小队抢，没办法就大卸八块，几个人各分一些零件；有几个家里没有“能人”的社员户，见别人分到东西急了眼，弄不到别的值钱东西，就拆大队办公室窗户上的玻璃……
这一天还有两宗是由老二保根暗地唆使别人干起来的争吵事件。
一件是有摔坯子、看火候技术的邻居张石跟孔祥发争夺承包大队的砖瓦窑。相互哄抬“承包费”的价码，最后还是孔祥发取胜。
另一件是一个名叫郭少清的复员兵，代表几个曾经向党支部递过承包果树园子申请书的青年们质问支书邱志国：“办啥事情有个先来后到没有？我们一个星期前就提出承包果树园，你们为啥不承包给我们，偏要承包给地主分子巴福来？”
“小伙子，怎么还用极‘左’的眼光看问题？”邱志国严厉地批评郭少清，“我们紧跟中央的英明决策，给巴福来彻底摘了帽子，谁还敢歧视他？”
“我们不歧视他，总得平等吧？你们为啥一变脸儿就偏向他？”
“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得走在经济改革的最前列。”邱志国理直气壮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我们是先进村，处处得先进，得有别的村所没有的先进典型。让一个遭受多年不公平待遇的地主分子先富起来，是新事物，我们要坚决地保护他的合法利益！”
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过一大串。老田家的老二保根用他的眼光看，用他的心思想，用他的衡量事物的标尺判断是非曲直，于是他就肆无忌惮地骂支书、骂队长，嘲讽村民们。同时他从失望到绝望，认定摆在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拼死拼活地考大学，借这样的步骤，彻底摆脱田家院的束缚，也离开田家庄这个让他窝火、生气的鬼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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