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周二凌晨——那是加泰罗尼亚民族日——我早早离家，天还未亮，十足的暗夜；一辆警车驶过，我甚而想到，见我悄然带着行李钻进的士，他们难免将我视作某个形迹可疑的嫌犯，进而琢磨着：这个加泰罗尼亚面孔的家伙有什么理由要在这样一个日子偷偷离开巴塞罗那？
我得解释一下：那天，巴塞罗那已确定有场盛大的独立游行，群情高涨，一触即发，也正因此，警车才会在天亮前的这个时候就上街巡逻。
拎着箱子火速钻进出租车的我有种落荒而逃的感觉。兴许我是唯一选择出行的市民。但我清楚，民族不是一切，况且我要去到的是当代先锋的中心卡塞尔——于法兰克福中转——去探索宇宙的奥秘，初究代数的诗学，寻觅倾斜的钟表、某家中餐馆，以及我半途中的那个家园。
而当我飞抵法兰克福机场，与邮件中说的不同，谁都没在那儿等我。最初的反应当然是不可思议。人总怕遇见这样的事，而它确实时常发生，这会儿他就可能觉得有些受伤，因为这种体验就好比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迷了路，不知去何处过夜，也没人能在那迢遥的城市拉你一把……
那个本该来接我、帮我坐上去卡塞尔的火车的年轻人叫什么来着？我终于记起，她叫阿尔卡，是个克罗地亚人，这是皮姆·杜兰告诉我的，而我机智地将她的号码存到了手机里。我拨通她的电话，说我到法兰克福了，可没人来接我。太奇怪了，皮姆道，你先撂了，我待会打给你。我挂断电话，开始计划飞回巴塞罗那。不管怎样，我已有了个脱逃的借口。其实我有两个。另一个是说，最后时刻，我到了法兰克福，发现当代艺术先锋之迷宫只是个笑话，于是我撕毁协议，于当日返回巴塞罗那，到加泰罗尼亚民族日庆典中去寻找自己的位置。但这太苍白了，我没法用它：我已禁决自己对那些谋求创新的先锋艺术——正如许多人所做的那样——进行系统性的嘲笑。之所以给自己下达这样的禁令是因为我明白，蠢货们可以不假思索地对此类艺术嗤之以鼻，而我不愿成为其中之一。况且我讨厌各种危言耸听——这在我国太过常见——自诩“睿智”的人们动不动就以宿命论的口吻宣告着艺术已死。我有感觉，在甩向革新艺术实验的那些廉价嬉笑的背后，始终潜藏着对冒险求新、至少是求异者的一种不满，一种肮脏的怨愤，始终潜藏着对自省之人——他们意识到，身为艺术家，本就享有在别人不敢踏足的领域铩羽的特权，所以才尝试创造那些若本质不暗含着失败便乏善可陈的危险作品——的病态的仇恨。
我已禁止自己系统性地嘲笑先锋艺术，但无法忽略的是，或许今天的艺术家还真是群目不识丁的毛头小子、毫无自知的权力走狗。当然，为避免彻底失去信心，我不时搬出伊格纳西奥·比达尔—福尔奇的《塑胶头颅》来说服自己，它描绘了视觉艺术交易中的有趣图景，囊括了博物馆馆长、批评家、画廊主、美术教授和（书的内容太丰富了，以至于可有可无的）艺术家等各色人物。它智慧而生动地表现了那对矛盾：最愤怒、最极端的视觉艺术也可以变成国家的装饰。但比达尔—福尔奇本质上还是个文人，总对可怜的艺术家们抱持着同情，在他看来，后者虽为利益链中最末也是最薄弱的一环，仍然可能以某种方式对权力构成威胁。
概因我也是个文人，依旧相信可以笑看世界（说实话，我只有在心情好得遭人嫉妒的早上才信），我站在某些艺术家一边。这便是我在生命某个时刻做出的选择；我对自己发誓，即便找到托辞，我也永不悔改。
我说不太好，但一个人总该时常想到，我们身边的陌生人并不全是坏人。
我正如此自言自语（抑或嘟哝着差不多的内容），手机响了。
“给您致电的是阿尔卡。我在机场，您呢？”
“阿尔卡！”
我太想向她表达我的爱意，她应能理解。当一个人在法兰克福机场独自待了那么久，若突然有几个亲切因子——哪怕再小——向他飞来，他定会欣喜若狂。
可稀奇的是，打从我喊出了她的名字，她在接下来的六通让人身心俱疲的电话里——她这才找到我在机场中的确切位置——都再没用我的母语和我说话。她讲了英语、德语，乃至克罗地亚语，都是我不会说也听不懂的语言，就是死活不用西班牙语。也许这便是我们耽搁了一个多钟头才见上面的原因。根本没办法讲明白嘛。我算懂了，接起电话时的那三句开场白（“给您致电的是阿尔卡……”）都是她背出来的，至于其他，阿尔卡一概不会。
经过一小时里不计其数的电话交锋，我们终究还是接上了头。此时的我已行走在崩溃边缘，却见阿尔卡忽地出现在那儿，春风满面、婀娜多姿、异域风情、性感异常。我怒气顿消，对等待也没了半句唠叨；我进入了花痴状态，一举一动都好似个扛不住诱惑的二愣子。我顺从地随她上了火车，而在去卡塞尔路上，许是由于历尽多番尝试我们仍只能用每每相当含混的肢体语言对话，我努力想象着她在用不经口述的语言冲我说道，好热，热啊，热死了，而后指给我看，她裙子下面什么都没穿。我瞄了瞄，是真的，于是扑了上去，而阿尔卡怂恿着我继续：对，对，干坏我，干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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