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假楚丝相会的一年之后，2012年9月初，距飞往法兰克福、进而转车前往卡塞尔的既定日期还剩一个礼拜，风云突变，我甚至犹豫起要不要去。足足一年，文献展的负责人与我少有联系，也几乎没有什么理由能促我于一周后远赴德国。一整年来，我只收到过一封简短的邮件，落款是皮姆·杜兰，附件则包括了汉莎航空公司的机票和在法兰克福转乘火车的相关说明。
楚丝·马丁内兹（或确切地说，被我认作是楚丝·马丁内兹的那人）再无音讯，我与之联系的尝试也一一落空。即便如此，我仍确信，一到文献展我就必能和她见面；最可能的是，她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要共同策划一次那么大的展览，她太忙了，没时间联络我，可到了卡塞尔，事情就简单多了。
从我读到的关于第十三届文献展的信息来看，很清楚的一点便是，它已远超之前的第十二届——在许多方面都显得糊涂至极的一届：为招揽媒体，他们请来了加泰罗尼亚大厨费朗·亚德里亚，而在荧屏上取得巨大反响的同时，也令这五年展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变了味，即它与艺术市场的关系不应过度紧密。
除此之外，我记得，那不讨喜的第十二届文献展还收入了艾未未的一项同样意在媒体的计划：他惊世骇俗地带一千零一个中国人去了卡塞尔，其阴影甚至笼罩着此次对我的邀请；每当阴郁的情绪盘踞我心（这事无可救药地发生在每天傍晚，偶尔还会延伸至黑夜），有个想法总会让我恐惧，甚而有时还挺剧烈（尽管乍一想似乎搞笑得很）：会不会有一千零一名中国作家一股脑拥进“成吉思汗”，聚在我身后，看我正在写些什么，对我的笔迹与习惯评头论足……
不管怎么说，鉴于人们在这一年中对于卡塞尔表现出的漠不关心，已没有什么可以促我动身，况且想想，我此行的目的只是让人关在一个中餐馆的角落里，向好事之徒展示我写下的东西。
出发之日已近在眼前，确切地说，那是9月4日——我不曾忘记——距离前往德国恰还有一周。我记得自己于巴塞罗那的书桌前徘徊，许因黄昏已近而焦躁烦忧，事实上，我苦恼透顶；在去不去法兰克福这个巨大的犹疑面前，万物都遭受着我的滋扰。
虽则受邀去往卡塞尔，我对该城却是一无所知，只知道市中心有个叫格洛丽亚的影院，我在网上偶然见过照片，尤其喜欢，就把它存在了电脑里。之所以存下来也是因为巴塞罗那已经没有那种风格的放映厅了；格洛丽亚影院好比一滴水，映出了我幼时的社区影院、重映厅与连映厅；自我还是个孩子时就特别爱看那些下周放映的电影的“图片”，当然还有那些含糊其辞的海报，上书“即将上映”。
几个月来，由于我不曾见过那座城市的其他影像，格洛丽亚影院就是我心中的整个卡塞尔。有次我都怀疑，那影院的命名是不是在向范·莫里森[10]的《格洛丽亚》致敬；后者的美有相当程度要归功于歌手说即唱、唱即说的风格以及对嚎叫野狼[11]——棉花种植者的儿子，其嗓音被比作“在卵石路上行驶的重型机器”——式的哼哼的模仿。
事实上，在这一整年中，每当我记起自己就快去往卡塞尔，我想到的只是那个位于市中心的影院和一阵重型机器的声音。
而雪上加霜的是，就在9月4日傍晚，当每天黄昏的忐忑准时前来赴约，我从我素来合作的那份报纸的编辑处得到了一条来自墨西哥人马里奥·贝亚丁的信息——据我所知，他是于我之前坐在“成吉思汗”那张中国椅子上的作家之一。他请那位编辑将卡塞尔之危险转达给我：“若你见到那位共同的好友，请警告他，去文献展时务必谨慎小心：那儿都是些极其不负责任的人，艺术家都是买了意外保险去的，而我们作家没有。我正忙工作呢，电脑就被偷了，也没人管我。”
读到此处，我的畏惧十足加重了，考虑着还是别去参加文献展了吧。所以那大名鼎鼎的“成吉思汗”，我心想，也不过是公园尽头的一处无聊之地，不仅如此，还是个劫匪出没的巢穴，想必都是端着机关枪的，在此横行霸道，抢掠着穷苦文学家的劳动工具。
我决定不去卡塞尔，但没过多久，我又改变了主意；我想起，我内心是极欲了解当代艺术之先锋状态的，且我明白，如果不去的话，我就永远不可能知晓潜藏在卡罗琳·克丽丝朵芙—巴卡姬芙与楚丝·马丁内兹的提议以及“成吉思汗”背后的甚为隐秘的奥义。
好奇胜过了惧怕，我决意要去，不过有一点可以明确，哪怕我疯了也不会把我的笔记本电脑带到那中餐厅去，毕竟谁都不乐意自己的吃饭家伙被人掳走的。但得说明的是，临出发三天前，我寄了封邮件给贝亚丁，想知道在成吉思汗待着到底有多危险：“你好，马里奥，能不能给我讲讲那件事的细节，好让我明白你的电脑是在什么情况下被偷的，这样我也能对我将要在那中餐馆里驻扎的那几天有个完整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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