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到了第三天晚上，我准时赴约。爱尔兰夫妻没有出现，波士顿倒是来了：耀眼而高挑的青年，一头墨黑的头发，身着红色礼服与精致的金色凉鞋，既聪明又机敏。望向她时，我不免漏出一声发自内心的悲叹，被风华正茂的她下意识地收入眼底；她明白，我正经历着某种与年龄、深深的挫败以及物哀之情相关的心绪。
毫无疑问，我从没见过她。她至少比我小出三十岁。原谅我的诡计、欺骗与圈套；打过招呼，她紧接着说道。我问她，什么欺骗，什么圈套。你没发现吗？我耍了个诈，根本不存在什么麦高芬夫妇，她说，后又解释道，为了诳我，她设了个套，觉得这才是引起我重视的最佳方式，因为直觉告诉她，既然我的文学声誉源自离经叛道，一通古怪的电话或许可以激起我的好奇，从而达到让我夜晚出行的艰难目的。
她得面对面抛出那个提议，生怕电话里说，我会给出不恰当的答复。那她的提议是什么呢？不是原来麦高芬夫妇那个？首先她感觉很幸运，她道，得知自己当下有足够时间来讲述那个由她的上司、《第十三届卡塞尔文献展》[3]之策展人——卡罗琳·克丽丝朵芙—巴卡姬芙与楚丝·马丁内兹——托她转达给我的提议。
所以，我说，麦高芬夫妇就是卡罗琳和马丁内兹咯。她微微一笑。对，她道，但现如今我想知道的是，你是否听说过卡塞尔文献展。屡闻大名，我说，不仅如此，七十年代时，我有几位朋友在那儿见识到不可思议的先锋作品，回来就像变了个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卡塞尔真可谓我青年时代的一个神话，一个未毁的神话；这神话不仅属于我这代人，若没搞错的话，也属于在我之后的每一代人，因为每隔五年，空前绝后的作品就会齐聚那里。卡塞尔的传奇背后，我结语道，便是先锋的神话。
所以她的使命就是，波士顿说，邀我参加《第十三届卡塞尔文献展》。我也看到了，她补充道，当谈起“一个无法拒绝的提议”时，她并没有在骗我。
我很高兴听到那番提议，但我克制住了兴奋。稍待几秒，我问起，作家如我，能在那样一个艺术展中做些什么呢？据我所知，作家是不去卡塞尔的。鸟儿还不会在秘鲁死去呢[4]，波士顿说，以这般对答展现着她异乎寻常的机智。好一个麦高芬式的句子，我思忖着。而紧跟着的短暂紧绷的沉默又被她打破。她接到的任务是，请我在2012年夏末的三个礼拜中，于卡塞尔城郊的成吉思汗中餐馆内度过每一个上午。
“秦吉斯什么？”
“成吉思汗。”
“中餐厅？”
“对。你得在众人眼皮底下写作。”
鉴于我长久以来的习惯——每次我被请去某个奇怪的地方做某件奇怪的事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实际上所有地方对我来说都是奇怪的），我都得就此写上两笔——我感觉自己再次站在了某段旅途的起点，它最终将转化为一篇记叙性的文字，如往常一样，将困惑犹疑与令人愕然的生活掺杂在一起，把世界描绘成一处只有经由某种离奇的邀请才有可能抵达的荒唐之地。
我很快瞥了一眼波士顿的眼睛。她像是有意为之，好让我就这次光怪陆离的卡塞尔之邀以及于大庭广众下在一家中餐馆内写作的经历撰拟一份长篇报道。她撇开了视线。以上就是全部，她说，没别的了，卡罗琳、楚丝和她们的策划团队仅仅要求我每天早上坐在那中餐馆里，进行我在巴塞罗那一日的正常工作。也就是说，只要写作就行，啊，还有，设法与走进餐馆且希望与我对话的人产生关联；我永远不该忘记，“互相联结”将是《第十三届卡塞尔文献展》中普遍推崇的一个理念。
而且，她说，不要将自己想象成参与这个节目的唯一作家。她们已有计划再邀请四到五位：欧洲的、美洲的，可能还会有一两个亚洲面孔。
来自卡塞尔的召唤固然教我欢喜，可它不能要求我在中餐馆里坐上三个礼拜。这点我从一开始就清楚。因此，就算怕她们撤回邀请，我也得告诉波士顿，这请求在我看来有点过了，光是想到有成百上千就读于老年大学的德国爷爷奶奶会乘旅游大巴来到这餐厅，只为看看我在写些什么、跟我互相联结，这就已经够让我——无论是从字面还是精神意义上——错位的了。
谁也没说过有什么德国爷爷奶奶，波士顿纠正道，忽地有些正经起来。对对，谁也没说过有什么德国爷爷奶奶、有什么老年大学。无论如何，我说，请让我换一种方式参与卡塞尔的展会，就比如，做个讲座，哪怕是在那苍蝇馆子里。我可以谈谈当代艺术之混乱，我试图和解。谁也没说过有什么混乱，波士顿来了一句。对对，谁也没说过有什么混乱，最有可能的是，我对当代艺术抱持着一种陈旧粗陋的偏见，我就是那种将现时的艺术认定为一场真正的灾难、玩笑与作弄，或诸如此类的人。
行吧，我陡然同意了，现今艺术里没有混乱、没有意识危机、没有任何类型的阻塞。说完这个，我答应前往卡塞尔。我倏地感到一阵深深的满足；我难以忘怀，自己曾不止一次梦想着先锋主义者将我纳为他们的一员，并于某日将我请去卡塞尔。
可是，说到这儿，谁是那些先锋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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