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小城不在边境，远不在边境，它离边境还远着呢，也许这个小城里还没有人到过那儿，不仅要穿越荒凉的高原，而且还要穿越辽阔、肥沃的地区。只要想到一部分路程，人们就会变得疲倦，比这段路更长的路程压根儿是不堪想象的。沿途还有一座座大城市，比我们这座小城大得多。十座这样的小城，并排放在一起，另外再塞进十座这样的小城，还抵不上这些巨大和狭窄的城市中的一座。就算你在去那儿的途中不迷路，你也一定会在这些城市里迷路的，这些城市大得很，所以要避开它们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人们压根儿可以比较这样的距离的话——这情形，就好像人们说，一个三百岁的人比一个二百岁的人年纪大，那么比到边境更远的，比到边境还要远得多的，是从我们这小城到首都的距离。我们有时还得到有关边境战事的消息，可是首都的事我们却几乎一无所知，我当然是指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因为政府官员当然有很好的与首都联系的渠道，每隔两、三个月他们就能得到那儿的一个消息，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
如今这事就怪了，而且它一再让我重新感到惊讶：从首都发来的一切指令，我们在我们这个小城里一概都乖乖地服从。几百年来就一直不曾有过市民自发要求的政治变革。在首都高官们互相交替，甚至连一个个王朝都消灭了或废黜了，新的王朝开始了，在上个世纪甚至首都本身都被毁掉了，在远离它的地方建立了一座新的都城，后来这座都城也被毁掉，旧都城又重建了起来，然而这对我们这座小城不曾有过什么影响。我们的大大小小官吏一直都好好的，高级官员来自首都，中级官员至少是外地人，低级官员是我们本地人，一直都是这样，我们对这感到满足。最高长官是税务长，他有上校军衔，大家也这样称呼他。今天他是一个老人，但是我已经认识他好几年，因为我小时候他就已经是上校，起先他擢升得很快，但是随后他似乎止步不前了，管管我们这个小城市他的级别绰绰有余，更高的级别在我们这里会根本消受不了的。每逢我试图想象他的模样，我都会看见他坐在他那幢位于市场广场上的房屋的阳台上，向后靠着，嘴里叼着烟斗。他上方的屋顶上飘扬着帝国国旗。阳台的两边晾晒着衣服，这阳台很大，有时小型军事操练也在那儿举行。他的孙儿、孙女们，身穿漂亮的丝绸衣服，在他周围玩耍，他们不可以到下面的市场广场上去玩，别的孩子们不配与他们为伍，但这广场毕竟对他们有吸引力，他们就至少将脑袋从栏杆之间伸将出去，每逢那些孩子在下面争吵，他们在上面也跟着一起争吵。
这位上校统治着这座城市。我相信，他还从未向谁出示过一份赋予他这种权力的文件。他大概也没有这样的文件。也许他真的是税务长。但是这就是一切了吗？这就使他有权在所有行政管理部门发号施令了吗？他的职务对于国家来说是很重要，但是对于市民来说这不是最重要的事。在我们这儿人们几乎有这种印象，这就好像这些人在说：“既然你已经拿走了我们拥有的一切，你就连我们这些人也一起收走了吧。”因为他确实没有夺取统治权，他也不是暴君。自古以来就一直是这样的，税务长是最高官员，上校没辙儿，只好跟我们一样顺应这一传统。
但是尽管他生活在我们中间并不怎么太摆架子，他跟普通市民却是有某些完全不一样之处的。每当一个代表团前来向他面呈一个请求，他总是像世界之墙那样站立在那里。他身后没有什么人，人们简直会以为听见那儿有几个声音仍在悄悄说话，但是这可能是错觉，他却示意整个事情已经结束。人们一定曾在这样的接见场合见过他。小时候我曾亲身经历过一回，当时一个市民代表团请求他提供政府资助，因为最贫穷的市区在一场大火中完全被烧毁了。我的父亲，钉马掌匠，在居民中颇有声望，是代表团成员，他带我去了。这没有什么特别的，这样的场面人人都争先恐后要去看，人们几乎辨别不出谁是代表谁是看热闹的；由于这样的接待通常都在阳台上举行，所以也有人从市场广场爬上梯子并从栏杆上观看上面的事态发展。当初是这样安排的：大约四分之一的阳台留给了他，其余的部分站满了看热闹的人。几个士兵监视一切，他们也形成一个半圆形围绕他站着。其实一个士兵就足可以应付一切事务了，我们是很畏惧他们的。我不清楚，这些士兵是从哪儿来的，反正从远道而来，他们全都彼此很相像，他们完全用不着穿制服。他们都是些矮小、不强壮、但身手敏捷的人，他们身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一口简直将嘴巴塞得太满的牙齿和他们的细长小眼睛的某种不安颤动的闪光。因此他们就成了引起孩子们恐怖的人，不过倒也是孩子们的一种乐趣，因为孩子们经常愿意受这一口牙和这些眼睛的惊吓，受过惊吓后就拼命跑开。这一童年时代的恐怖印象大概在长大成人后也不消失，人们至少心有余悸。当然也还有别的引人注目之处。这些士兵讲一种我们完全听不懂的方言，而且一点儿也不习惯于我们的方言，因此他们身上就有了某种封闭的、令人难以接近的特性，这倒也符合他们的性格，他们十分安静、严肃和呆板，他们不做任何真正坏心眼的事，但有一种坏心眼却几乎叫人无法忍受。譬如一个士兵走进一家商店，买一样小物件，站住了靠在柜台上，听人交谈，大概听不懂，但看来好像他听懂了，自己不吭一声，只是凝视着那个说话的人，然后又凝视那些倾听谈话的，而他的手则一直放在挂在他腰带上的长刀的柄上。这简直可恶，人们失去了闲谈的兴致，商店里的人离去，等到商店里空无一人时，这士兵才走人。如今只要这些士兵一出现，我们的生性活泼的民众也安安静静的了。当初的情况也是这样。上校像在所有隆重场合那样笔挺地站着并用那双向前伸出的手握着两根长竹竿。这是一个旧习俗，它大致是说：他这样支撑法律，法律这样支撑他。如今每个人都知道，在阳台上等待着他的将会是什么，可是人们却惯于一再重新受惊吓，当初那个被指定说话的人也不想开口说话，他已经站在上校对面，但后来他丧失了勇气，他又找到种种借口又挤回到人群中去了。往常也找不到愿意讲话的合适人选——倒是有几个不合适的人自告奋勇，这是一种大的困惑，人们向各色市民、知名的演说家派出使者。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上校一动不动站在那儿，只是在呼吸时他的胸脯明显下陷。倒并不是他呼吸困难，他只不过是呼吸得极其清晰罢了，譬如就像青蛙那样呼吸，只不过就是青蛙总是那样呼吸，而此时这种呼吸就异乎寻常了。我从大人之间钻过去并从两个士兵之间的空隙久久地观察他，直到一个士兵用膝盖把我推开。在这期间，那个早先被指定发言的人敛一敛神，在两个市民的紧紧搀扶下他讲起话来。令人感动的是，在作这个严肃的、描述这场大灾难的演说的时候他总是微笑着，一种无比谦卑的微笑，它徒劳地竭力要在上校的脸上哪怕只引出那么一丝反光来。最后他陈述请求，我想，他只是请求免去一年的税款，但是也许也还请求低价出售皇家森林里的木材。然后他跟除上校、士兵们和几个官员以外的所有其他人一样深深一鞠躬并一直保持着这鞠躬的姿势。孩子觉得这滑稽可笑：在阳台边沿梯子上的人爬下几级梯子横木，好在这关键的间歇时间里不让人看到自己，并且只是不时好奇地紧贴着阳台地面窥探过去。这持续了一会儿，随后一个官员，一个矮个儿，走到上校跟前，试着踮起脚尖向他凑近上去，听到还一直除了深呼吸外一动不动的他对自己耳语了几句，一拍巴掌，所有的人应声直起了腰，这位官员当即宣布：“请求已被拒绝。你们走吧。”一种有目共睹的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在人群中弥漫开来，大家蜂拥着出去，对那位简直已经又变成和我们大家一样的人的上校，几乎没有什么人特别注意的了，我只看见，他确实精疲力尽地松开手中的竹竿，竹竿倒地，他躺倒在官员们搬来的一把靠背椅上并急忙把烟斗塞进嘴里。
整个这样的事件不是个别现象，普遍都是这样的情形。虽然有时会有小小的请求被满足的情况，但是随后就好像上校以有权势的私人身份擅自做了这件事，这简直还得——当然不是特意，但按气氛的需要——对政府保密。在我们的小城里上校的眼睛，就我们所能判断的来看，也是政府的眼睛嘛，但是这里是有区别的，这是一个完全探究不了的区别。
不过在重大事情上市民们总是一定会遭到拒绝的。而同样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这种拒绝还对付不过去，而且这种参观和接受拒绝完全不是什么形式上的事。人们一再精神抖擞、神情严肃地前去，然后又离开那儿，即使谈不上感到振奋和喜悦，但也决不是失望和厌倦。我无须向任何人打听这些事情，我像所有的人一样在自己内心感觉到这一点。连探询这些事情的内在联系的某种好奇心我都没有。
不过据我观察，有某个年龄段的人对此不满，这是一些大约在十七岁至二十岁之间的年轻人。是些年轻小伙子，他们不能远远地就预感到这个最不重要的想法的影响，一个革命的思想的影响力他们就更预感不到了。而不满情绪则恰恰在他们之中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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