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律师[23]
我们有一位新律师，布塞法卢斯博士。从他的外表看，不大会有人想到他曾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战马。不过了解情况的人都觉察到一些蛛丝马迹。而前不久我在露天台阶上亲眼目睹一个非常天真的法院杂役，以赛马场上小主顾的行家眼光惊奇地注视这位律师高抬双腿在大理石楼梯上咯噔咯噔地拾级而上。
总的说来，律师协会同意吸收布塞法卢斯。人们以惊人的洞察力告诉自己，在今天的社会制度下布塞法卢斯处境很困难，所以他，也由于他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无论如何应受到关照。今天——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没有亚历山大大帝。虽然某些人懂得如何杀人；在宴会上隔桌熟练地刺死朋友的事也屡见不鲜；而且许多人认为马其顿太小了，以至于他们咒骂亚历山大的父亲菲力浦二世——但是，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能挥师印度。当年印度的大门就到达不了，但是它的方向却已由国王的剑指出。今天印度的大门已经完全移往别处，移得更远更高了；没有人指出方向；许多人拿着剑，但仅仅是为了挥舞它们，而要想追随它们的目光却是迷惘的。
因此像布塞法卢斯做过的那样钻研法典也许确实是上策。自由自在，两胁免除了骑马时后腰挤压之苦，远离亚历山大征战的喧嚣，在静静的灯光下，他一页一页翻阅着我们的古老典籍。
乡村医生[24]
我十分窘迫：我必须赶紧上路去看急诊；一个患重病的人在一个十英里外的村子里等我；在我和他之间是广阔的原野，现在正狂风呼啸，大雪纷飞；马车我有一辆，轻便，大轮子，完全就是适合在我们乡村大道上行驶的那类；裹着皮大衣，手里拿着医疗用具包，我已经站在院子里整装待发；但是马，马却没有。我自己的马在头天夜晚，因在这寒风刺骨的冬季劳累过度而死了；我的女用人现在正在村子里四处奔走，想借一匹马来；但是这是没有什么指望的，我知道。而这时雪越积越厚，越来越动弹不得了，我漫无目的地站立着。这时女用人在门口出现，独自一人，摇晃着提灯；当然啦，现在谁会把马借给我出诊用呢？我再次大步跨过庭院；我想不出辙儿；我心不在焉，心烦意乱，便朝多年来一直弃之不用的猪圈破门踢了一脚。门应声开启，门板在门铰链上啪嗒啪嗒来回摆动，像是马身上的热气和气味扑面而来。一盏昏暗的圈灯在圈里的一根绳子上晃动。一个男人，蹲在低矮的木板棚里，露出他那张蓝眼睛的脸。“要我套马吗？”他边问边爬了出来。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弯下腰，想看看，圈里还有什么。女用人站在我身旁，“一个人往往不知道自己家里还有什么存货，”她说，我们俩都笑了。
“嗨，老兄，嗨，大妹子！”马夫喊道，两匹马，强壮、膘肥的大马，腿紧贴着身躯，像骆驼那样低垂着样子好看的头，仅仅是靠着转动躯干的力量依次从和它们的身体一般大小的门洞里闪出来。但是它们马上都站直，高高的腿，身上冒着浓重的热气。“去帮帮他，”我说，听话的女用人赶紧跑过去把套车用的马具递给马夫。可是她刚一挨近他，那马夫便抱住她并把自己的脸紧紧贴住她的脸。她尖叫一声，逃回到我的身边；女用人的脸颊上红红地印着两排牙齿印。“你这个畜生，”我愤怒地喊道，“你想挨鞭子？”但是我马上就想到，这是个陌生人；我不知道，他从哪儿来，在别人全都一口回绝的时候他却自动前来帮我摆脱困境。仿佛他知道我的心思似的，他对我的恫吓并不生气，而是一直忙着套马，只向我转过身来一次。“您上车吧，”随后他就说，果不其然：一切准备就绪。我发觉，这样漂亮的马车我还从来没有乘坐过，我高高兴兴地上了车。“不过驾车还是我来驾吧，你不认识路，”我说。“那是当然，”他说，“我根本就不跟您去，我留在罗莎身边。”“不，”罗莎大喊一声，怀着对自己的命运不可避免的正确预感奔跑进屋；我听见门链当啷一声，她挂上了门链；我听见锁碰上的声音；我看到，她先是在过道里，后来又急忙跑过一个个房间关了所有的灯，好让别人发现不了她。“你跟我一起走，”我对马夫说，“要不我就不出诊了，尽管这趟出诊十分紧急。我决不会为了这趟出诊把姑娘当代价给了你。”“驾！”他说，一拍巴掌，马车向前疾驰，就像木头被洪水冲走那样；我还听见我的房屋的门在马车夫冲击下爆裂成碎片的声音，接着我的眼睛和耳朵便被一阵均匀渗入一切感官中的呼啸声所充满。但是连这也只是一刹那间的事，因为，仿佛我的病人的院子就在我的家门口开启似的，我转眼就已经到了那儿了。马匹安安静静站住，雪停了，四周一片月光，病人的父母急忙从屋里奔出来，病人的姐姐紧随其后，人们几乎把我从车里抬下，他们七嘴八舌地嚷嚷，我一句也没听明白。病人房间里的空气简直没法呼吸，没人照管的炉子冒着烟。我会推开窗户的，不过我先要看看病人。瘦弱，不发烧，不冷，不热，木呆呆的眼睛，男孩没穿衬衫就从羽绒被子里坐了起来，搂住我的脖子，对我轻声低语说：“大夫，让我死吧。”我朝四下里看了看，没有人听见这句话；父母默不作声向前弓着腰站着，静候我的诊断；姐姐搬来一把椅子让我放手提包。我打开提包，寻找医疗用具；男孩不停地从床上向我摸索过来，想提醒我记住他的请求；我拿起一把小镊子，在烛光下检查了一下又把它放下。“是呀，”我渎神地想，“在这种情况下神明相助，送来短缺的马，因为事情紧急还给添上了一匹，甚至还锦上添花搭上这个马夫——”这时我才又想起罗莎；我怎么办，我怎么救她，我怎么把她从这个马夫身子下面拽出来，跟她隔着十英里远，车前套着的是两匹无法驾驭的马？这两匹马，它们现在已经不知用什么方法松开了缰绳；窗户，我也不知道怎么从外面被顶开的；每一匹马都从一扇窗户探进头来，并且不为这一家人的叫喊声所动，注视着病人。“我马上就回去，”我想，好像马在催我上路似的，但是我却听任姐姐替我脱下皮大衣，她以为我热得头昏脑涨了。为我准备好了一杯朗姆酒，老人拍拍我的肩膀，献出他的珍藏美酒表明了这种表示亲近的心意。我摇摇头；老人思维狭隘会让我感到不舒服；仅仅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拒绝饮酒。母亲站在床边，要我过去；我走过去并在一匹马向天花板高声嘶叫时把头贴在男孩的胸口上，他在我的潮湿胡子下面打战。这就证实了我的看法：孩子是健康的，血脉有点儿不流畅，让悉心照料的母亲灌了太多的咖啡，但身体健康，最好推他一把让他下床。我不是一个要立志改革世界的人，便让他躺着。我受本区聘用，尽心尽职，简直已经超出能力所及。虽然收入很少，我对穷人还是慷慨解囊，乐于相助。我还得为罗莎操心，而且那男孩也许说得对，我也想死。我在这漫长的冬日里在这儿干些什么呀！我的马过劳死了，村子里谁也不把马借给我。我不得不把我的马车从猪圈里拉出来；要不是猪圈里意外有马，那我只好用母猪来拉车了。事情就是这样。我向这一家人点点头。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些事，即使他们知道，他们也不会相信。开药方是容易的，但是另外与人沟通，这就难了。好了，我的出诊就此结束，人们又一次让我白跑了一趟，对此我已习以为常，全区的人都用夤夜铃声折磨我，但是这一回我也还得搭上罗莎，这个漂亮的姑娘，她在我家呆了好几年，我几乎一直都没注意她——这个牺牲太大，而我就得在我的头脑里用什么应急的法子挖空心思把事情想好，不去责骂这一家人，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法把罗莎还给我了呀。但是当我关上提包并示意要穿我的皮大衣时，当这一家人站在一起，父亲嗅着他手里的那杯朗姆酒，母亲，可能对我大失所望——是呀，普通老百姓期望什么呀？——含着泪咬着嘴唇，而姐姐则挥动着一块满是血污的手帕的时候，我不知怎么的竟做好准备，心想也许就承认这男孩有病吧。我向他走去，他朝我微笑，仿佛我在给他送去最滋补的汤似的——啊，现在两匹马嘶叫了；这嘈杂声一定是老天爷安排来帮助我检查病人的——这会儿我发现：是呀，这男孩是有病。在他的右侧，在腰部，有一个巴掌大的溃烂伤口。玫瑰红色，各处颜色深浅不一，深处色深，向外沿颜色渐浅，呈微小颗粒状，有不均匀凝聚的血，敞开着像一座露天矿。从远处看是这样。从近处看情况更严重。谁看了这种情形会不惊讶地发出唏嘘之声呢？蛆虫，和我的小手指一样粗一样长，自身呈玫瑰红色，此外还沾上了血污，正蠕动着带着许多白色小头和许多小脚从伤口深处爬向光亮处。可怜的孩子，你已无可救药啦。我已经发现了你那个大伤口；你腰上的这朵花会要了你的命的。一家人都高高兴兴，他们看到我在忙活着；姐姐把这告诉母亲，母亲告诉父亲，父亲告诉几个客人，这些人踮着脚尖，伸出胳臂平衡着自己的身体正在从开着的屋门的月光中走进来。“你会救我吗？”男孩抽噎着小声问，完全被他伤口里的蠕动的生命弄得失魂落魄了。我这个地区的人都是这样，总是要求医生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旧有的信仰他们已经丢失；牧师坐在家里扯碎弥撒法衣，扯碎了一件又一件；可是却要医生用他那只柔弱的手做一切外科手术。唔，随他们的便吧：我不是自告奋勇来的，如果你们为了神圣的目的使用我，我也只好听之任之；我这个老乡村医生，我的女用人已被抢走，我还有什么更好的辙呀！这一家人和村里的长者们，他们都来了，他们给我脱衣服；一个由老师带领的学校合唱队，用极其简单的曲调唱着这样的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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