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即解释，帝尧都于唐地，即今平阳县，故此有“唐尧”之名；其后周武王灭唐而封其子叔虞为唐侯，又改称晋侯，都于绛，即今绛县。平阳和绛如今虽属平阳郡，然于秦、汉之际，实属于大河东的一部分；况且绛邑又与闻喜相邻，故此可建国号为“唐”也。
裴该心说“唐”这个名号听着倒也威风啊，可惜自己不可能做唐太宗……只是对此，他心中别有计较，当即笑道：“卿等所言，各有其理，吾记下了，容再斟酌。”当然不可能这就把新国号给定下来，一旦泄露出去，你一边儿上辞表，一边儿就定国号，吃相未免太难看了吧——即便没几个人会把那辞表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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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天子已下禅让之诏，那么清理尚书省就不再是急务了——反正一朝天子一朝臣，迟早是要改组的——但裴嶷仍建议先下和济入狱。
这一方面是示天下人以诚——我率兵归洛是向中朝官僚们问罪，为了解决从兄的疑案，倘若因为天子起意禅让，就把本愿给扔了，岂非可笑复可鄙么？另方面也可安定人心，表示大司马只罪和济一人，其余几位尚书或可继续留任——当然啦，留任多久且另说。
汝南和氏也算是二流世家，然而家系不繁，于乱世中多数罹难，导致其势日蹙，如今的和济，基本上就是荀氏的一条狗而已——还是条不怎么好用的狗。那么严惩和氏，既可以敲打荀氏，又不至于引发朝野间太大的动荡——况且听祖纳前日所言，也是打算把和济推出来当替罪羊的。
只是华恒既已圆满完成了裴诜托付之事，乃不肯再审和济，只得命之以廷尉。廷尉之职在秦汉本为九卿之一，掌天下刑狱，但东汉后其权柄渐为尚书省所窃夺，不仅形如尚书省外派机构，而且相关重大案件，廷尉还须与尚书共同审理。
裴丕之死，自然算是重大案件了，而且要审讯的还是一位尚书，则省内自当命人协理。这一重任，最终就交到了裴嶷的头上——既捕和济，裴该遂奏请补裴文冀为尚书。
裴嶷并未苛待和济，给他准备了清洁的囚室，每天好酒好菜供应着，只是偶尔交付纸笔，请他回答几个问题罢了。因为不着急审——反正也不会得出什么明确的结果来，只待禅让之事尘埃落定，到时候还不是我说啥就是啥么？
然而和济虽无能，却也没傻到家，自忖必死，茶饭不思，每日唯向隅哀哭而已。
此乃后话，至于裴该，既上辞表，随即便跑去探望老朋友卞壸卞望之。卞壸前日被从西门堵了回来，一时气结乃致昏厥，终究不算什么大事儿，休息两天，病情也便缓和了。只是从前不知洛中竟生此变，等到听闻后，这颗心就再也落不下来啦，每日必使家奴往市上打探，好向他通报最新的情况。这一日家奴来报，说天子下了禅让之诏，卞壸不禁大惊失色。
正在彷徨无措之际，忽报大司马来，急命二子卞眕、卞盱搀扶着自己，前往府门前迎接。裴该一下车便趋前扶住卞壸，情真意切地说道：“卞君，数岁不见，白发竟生——该实在是想念卞君至深啊！”
虽说人心厌晋，裴该又已掌控了足够的权势，但若想迈出那最后一步，肯定多多少少也会遭逢些阻力的——即便武王伐纣，自诩顺天应人，不还有俩远来寄食的老头儿叩马而谏吗？残破之家亦有孝子，动乱之邦亦有忠臣，这是避免不了的。只是对于螳螂当车之辈，裴该多半并不在意，他所担心的唯有三人而已。
那就是——祖逖、卞壸和陶侃。
主要这三人与自己共事多年，自然而生出感情来，若因自己践祚而导致亲友反目成仇，实在是历史的悲剧，也是个人的遗憾啊。于祖逖，一要挟之以势，二须动之以情，最主要的，是不要拦挡祖士稚成其预定功业之路；于陶侃，则主要诱之以利——不过暂时还不敢把天子禅让之事通传给陶士行，按照裴嶷的建议，要等其率军来合后，再当面劝说。
万一讯息传达不到位，陶士行一怒之下，于途中便直接反了，那可怎么办呢？关中军若因此而乱，说不定祖家将吏还会怂恿祖逖背弃前盟……
唯有卞壸，是只能动之以情的。因为卞望之不象祖士稚，身上没有那么沉重的包袱，大不了全家殉国殒难罢了——在原本历史上，他父子三人就是一起殉了东晋朝的。祖逖则必须为其部属、军卒，乃至亲党考虑，所以才能挟之以势。
而且祖逖曾有“当相避于中原”之语，陶侃亦有“梦生八翼”之传言，起码于晋朝，他们都不能算是毫无二致的铁杆忠臣。卞望之就不同了，历朝历代，他可一直是忠臣的典范哪，未必易说啊。
故此裴该才要急着来见卞壸，在受禅之前，先动这位老友之心——若已受禅，则毫无转圜的余地了。
且说卞壸将裴该迎入内室，分宾主落座后，先说：“吾方染疴，不能正襟而坐，还望大司马海涵。”其位卑于裴该，所以就理论上而言，倚靠凭几，斜着身子，且伸一足而坐，是很不礼貌的，所以要先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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