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太子、鲁王的“无区别对待”实际上贬低了东宫，抬升了鲁王。皇帝无家事，孙权这种不适当的暗示不仅仅传达到了鲁王孙霸那里，滋生了其争夺嗣位的野心，同时也传达到了太子孙和那里，引起了他的不安。更严重的是，这种不适当的暗示还传达到了东吴满朝文武那里，大臣们开始各寻拥护对象，最后出现了“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的局面。
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朱）绩、尚书丁密、太子太傅吾粲等拥护太子孙和；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人拥护鲁王孙霸。至此，东吴朝堂之上已经形成了太子党和鲁王党两大集团，出现了“党争”。
自古以来，储嗣之争是亡国之道，朋党之争也是亡国之道。同时，储嗣之争和朋党之争还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之间的有机结合，在封建王朝屡见不鲜。在孙权的晚年，这种状况也不幸上演。
这场政治风波的最终结局，是太子党和鲁王党的两败俱伤。太子孙和被废，流放故鄣；鲁王孙霸被赐死。同时，一大批陷入“二宫构争”的重臣们也受到惩处，丞相陆逊在孙权的屡次“责让”之后“愤恚”而死；太子太傅吾粲下狱诛死；太常顾谭等人被流放；骠骑将军朱据被赐死……
“二宫构争”对后孙权时代东吴集团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一、由于成年之子已尽，孙权不得不立年仅7岁的幼子孙亮为嗣。孙亮10岁登基，政令不由己出，终身苦受权臣威逼之祸。
二、对大臣的清洗导致孙权去世之后东吴朝堂之上缺乏有力的忠臣与重臣，严重地动摇了东吴的统治基础。孙亮登基之时缺乏可靠的有能力的辅政托孤大臣，遂致政变屡兴，权臣不断。
从这两点来看，陈寿对孙权的评语是相当中肯的。东吴确实在孙权晚年就凸现出了亡国之兆。但是，就此认定孙权的晚年是昏庸不堪的，却又似乎为时过早，过于武断。历史真相的复杂程度和曲折离奇永远要远甚于任何构思精妙的小说情节。
赤乌七年，也就是陆逊被气死、“二宫构争”进入高潮的前夕，62岁的皇帝老爸孙权又一次向我们展现了他的英明神武。第二年，蜀汉执政者蒋琬将本国的军事重心由汉中南移至涪县，在此多作舟船，意欲顺汉水而下，袭取曹魏的上庸、西城等三郡。这次举动引起了东吴一批重臣们的不安。步骘、朱然等人向孙权上奏：“从蜀国回来的人都说蜀国有意背叛同盟，和曹魏交通。正在大造舟船，修治城池。蒋琬之前镇守汉中的时候，听说司马懿南下攻击我们，也不出兵魏国。如今反而舍弃汉中，南移涪县。对此我们应当有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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