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车上以后，博斯坐了一会儿，对没和贝拉·卢尔德一起去山麓分局找处理性犯罪的警探谈话感到内疚。他把私人调查置于公事之上，实际上“割纱工”案更紧迫一些。他寻思着要不要给贝拉打个电话，说他这就过去，但事实上贝拉完全能处理好这事。贝拉只是去别的警察局和那里的警探协商而已。协商不需要去两个人。于是博斯把车开出停车场上了路。
调查中博斯去过“割纱工”袭击女人的每一处作案现场。现场调查把这些案子指向了同一个强奸犯。受害人都已经不住在原先的房子里了，与她们的见面很难安排，即使见了时间也很短。只有一起案件的受害人同意回到被侵犯时的住处，并和警探们一起在案发现场走了一圈。
这时博斯第一次按案发时间顺序勘察了这些犯罪现场。他不确定能否从勘察中发现什么，但知道在犯罪现场再走一次可以使他把案子放在心里。这点非常重要。博斯不想让为惠特尼做的调查消融他找到“割纱工”的决心。
博斯用了不到十五分钟便在几处犯罪现场巡回了一圈。到了最后一处犯罪地点，他把车停在路边，这天是街道清扫日，路的一边没有停车，博斯很快就找到一个地方停车。他把手伸到座位底下，取出早已翻旧的托马斯兄弟地图册[18]。圣费尔南多是个小城，仅仅一页就够了。博斯之前在地图册上标明了这些强奸案发生的方位。这时他把强奸案发生的方位又审视了一遍。
这些方位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博斯和贝拉竭力想查找这些案子的相关性：修理工、邮递员、查表员，以及其他和受害人所住地区发生关联的人。但种种努力都失败了，他们没找到与四个受害人及她们所住区域之间的关联。
贝拉觉得在犯罪发生前的踩点阶段，受害人离家被跟踪时跟罪犯有过眼神接触。博斯却不这样认为。圣费尔南多是个小地方。很难想象罪犯会在一处看到潜在的受害人，然后跟着受害人走到另一处，更难想象四起案件会和特定的某处有关。博斯觉得受害人是在家里或家门口被盯上的。
他转过身，看着已知的罪犯最后一次强奸发生的屋子正面。这是幢战后建成的带前门廊和单车位车库的房子。罪犯割开了没人住的卧室后窗上装的纱窗。博斯发现从街上很难看到那里。
车窗上突然出现一块阴影，博斯转过身，看见一辆邮车正开到车前方的人行道边。邮递员下了车，向有一道邮件投递口的屋子前门走去。邮递员无意中瞥了眼博斯的车，认出坐在方向盘后面的博斯，一边朝门口走去一边对博斯竖起中指。这个邮递员名叫米切尔·马龙，马龙一度是这起系列强奸案的嫌疑人，博斯和贝拉曾偷偷收集过他的DNA，不想日后却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收集DNA的事一个月之前发生在杜鲁门街的星巴克。当时博斯和贝拉发现身为白人的马龙的送信路线上包含四个被害人中的三户人家，他们觉得确定或消除马龙嫌疑的最快方法是收集到他的DNA，拿他的DNA和强奸犯做比对。他们监视了马龙两天，两天里，马龙没有做出任何能引起他们怀疑的事情。马龙每天早晨会在星巴克停留一会儿，喝杯茶，吃个早餐三明治。
第三天，贝拉临时起意，跟在马龙后面走进星巴克。她在星巴克里买了杯冰茶，然后走出咖啡馆，坐在邮递员旁边的桌子上。吃完三明治以后，马龙用纸巾擦了嘴，把纸巾扔进原先装三明治的纸袋，然后把纸袋扔进近处的垃圾桶。看到马龙健步走回邮车，贝拉连忙走到垃圾桶边上，不让别的顾客再扔东西进去。马龙跳上车以后，贝拉连忙拿掉垃圾桶的盖子，低头看着马龙刚刚扔掉的纸袋。她戴上橡胶手套，拿出塑料证据袋，收集纸袋上可能附着的DNA证据。博斯从跟在后面的一辆车上下来，掏出手机，拍下贝拉从垃圾桶里拿纸袋的一幕，以备将DNA提交给法庭当证据。虽说法庭认可从公共场合收集的DNA证据的可信性，但博斯也得记录下提取样本的确切位置。
没想到的是，马龙刚把邮车开出停车位之后，就想到手机还落在咖啡桌上。他跳下邮车，走向咖啡桌想取回手机。看到博斯和贝拉从垃圾桶里取出他刚丢掉的垃圾，他随口说了句：“你们他妈的在干吗？”
意识到马龙很可能会就此逃逸，两位警探必须把他当嫌疑人对待。博斯和贝拉让马龙到警察局接受问询，马龙生气地答应了。在接下去的问询中，马龙否认与强奸有任何瓜葛。他承认知道其中三个受害人的名字，但那只是因为他替她们送过信。
博斯进行问询的时候，贝拉把四个受害人集中在一起，让她们从列队站立的几个男人中辨认出嫌疑人。因为每次强奸时罪犯都会戴面具，因此警探希望受害人能从声音、双手或双眼的特征中辨认出罪犯。
咖啡店的对峙四小时后，马龙自愿却闷闷不乐地站在队列中，被四个受害人分别辨认。他伸出双手，念出作案人性侵犯时说出的词句。没一个受害人指认他为强奸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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