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纱工”案是博斯在圣费尔南多警察局公开的性侵案记录中找到的一起系列强奸案。在老监狱里梳理文件时，博斯发现自二〇一二年开始的四起案件在作案手法上是相关的，但此前似乎没人把它们联系起来。
这些案子有五处相似的嫌疑人行为，每一个单看起来都并不罕见，但如果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看起来，会发现很有可能是同一个强奸犯所为。这些案件中，强奸犯通过后门或后窗进入受害人的家，他不是移去纱门或是纱窗，而是把它们割开。四起案件都是在正午前后的五十分钟内发生的。强奸犯没有命令受害人脱去衣服，而是用刀划开受害人的衣服。强奸犯在四起案子里都戴上了面具——在两起中用了滑雪面具，第三起戴上了万圣节的猛鬼面具，第四起戴的是墨西哥职业摔跤手的比赛面具。另外，强奸犯没有用避孕套或别的方法避免留下DNA证据。
找到这些共性以后，博斯便致力于对这四起案件的调查，他很快发现，尽管四起案件中有三起收集到了嫌疑人的精液，但洛杉矶县法医处只分析了其中一起的证据，提交给州里的和全美的DNA数据库做比对。最近两起强奸案的DNA鉴定因为上交的证据积压太多而被推迟了。还有一起案件是受害人第一次主动报案，尽管警方在接到报案后便到现场收集证据，但在阴道擦拭时没有收集到DNA。受害人在报案前洗了澡，把阴道里里外外清洗了一遍。
洛杉矶县法医处和洛杉矶警察局的法医处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同一幢楼内，博斯利用以前处理悬案时的关系加速了最近两起案件的鉴证进程。在等待他认为能直接将几起案件关联起来的鉴证结果时，他要求对受害人进行问询。四个受害人——三个二十来岁的女士和一个刚到十八岁的女孩——都同意和警探见面。两起案件的问询工作博斯不得不交给贝拉·卢尔德警探来做，因为这两个受害人更愿意用西班牙语进行交流。在九成人口是拉丁裔的城市，市民的英语程度区别很大，这对博斯的办案是很不利的一点。博斯的西班牙语口语还过得去，但在和受害人交流时，言语间的细微差别都可能很重要，因此博斯需要把西班牙语当成第一语言的贝拉到场帮忙。
每次和受害人会面时，博斯都会带上一份洛杉矶警探处理暴力案件时用到的受害人调查问卷。这份九页的调查问卷旨在帮助辨别罪犯注意受害人的趋向。这份问卷对系列犯罪的调查很有用，尤其在对犯人做侧写上非常有用。博斯从好莱坞分局调查性犯罪的友人那儿要来了这份调查问卷。
这份文件成了新一轮调查的中心，调查到的内容同样地悲伤和可怕。四起案件的受害人都是被陌生人强奸，尽管案发已经四年，但四起案件的受害人无论在身体还是心理上尚处于恢复过程。她们生活在罪犯的阴影下，生怕他哪天会突然回来，没有一个恢复了以往的自信。其中一个结婚了，正试着怀上孩子。但施暴者的罪行改变了这段婚姻，在博斯展开问询时，那对夫妇正在闹离婚。
每次问询完以后，博斯都会感到很压抑并联想起自己的女儿。他忍不住会去想，性侵会给女儿造成怎样的影响。每次结束以后，他都会在一小时之内给女儿打电话，确保女儿安然无恙，可在电话中却无法对女儿说出打这通电话的真正理由。
但进一步的问询除了会揭开受害人心中的伤口，还有助于找到调查的重点，突出确认“割纱工”身份并将其逮捕的迫切性。
博斯和贝拉在开启和每个受害人的对话时，都会首先向她们保证这个案子的调查仍然在进行，而且是圣费尔南多警察局调查的重点。
他们按性侵发生的先后时间安排问询。第一个受害人的案子没有收集到DNA证据。最初的调查报告解释说，受害人害怕怀孕，因此在被强奸后马上就洗了澡，并清洗了阴道。受害人和丈夫此时正想要个孩子，受害人知道当天正巧是她排卵最活跃的日子。
受害人仍然因为四年前的性侵无法过上正常的生活，尽管心理创伤还在，她已经能让自己更坦然地讲述生命中最糟的一小时了。
她详细地描述了罪犯的性侵过程，她告诉博斯和贝拉，她本想通过谎称自己正在经期以劝阻对方。对方却回答道：“你没在经期，你和你丈夫想要个孩子，你丈夫会早早回家和你做爱。”
这是条新线索，新线索的出现让博斯和贝拉怔了一会儿。这个受害人证实，她丈夫那天的确想早点从银行回家，带着想能让她怀上孩子的愿望和她共度一个浪漫之夜。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割纱工”是怎么知道这个信息的？
在贝拉的问询下，受害人告诉他们，她的手机上装了一款手机应用，这款应用能跟踪她的生理周期，算出每月最容易受孕的那天。知道哪天最容易排卵以后，受害人会把具体日期记在冰箱门的日历上。每个月受害人都会在那个日期的上面标上一颗红心或“宝宝时间”这样的记号。这样丈夫就能了解到这个日期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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