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教堂助祭，怎么跟我扯上关系了？”铜匠问，他提问的语气让我更确信他不是铜器作坊的工人。我跑回家，很得意自己完成任务了。这算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地下”活动。
古里·普列特涅夫跟他们很接近，但是对于要他把我拉进这个圈子的请求，他说：
“你嘛，老弟，还早啊！你还得学习……”
有一次，叶夫列伊诺夫安排我跟一个神秘人物[22]见面，这次见面的预防措施安排得十分周密，让我隐隐感到某种很肃穆的气氛。叶夫列伊诺夫带我到城外的阿尔斯科耶波列旷野[23]，路上叮嘱我，这次见面一定要格外小心，要严守秘密。然后，他指着远处旷野里一个正在踱步的不大的灰色人影，转头看了看，悄声说：
“就是他！快跟着他走，等他一站住，您就走上前，说：‘我是新来……’”
秘密活动总是刺激而愉快的，但这次，我觉得有些滑稽：晴朗的天气、火辣的阳光下，一个孤零零的人就像灰色的草茎，在旷野里摇摆着，再没什么别的了。在那个坟场的大门口，我追上了他，这是个年轻人，有张干瘦的小脸，目光犀利，眼睛圆圆的，像鸟的眼睛。他穿一件中学生的灰色大衣，原先那种亮晃晃的扣子已经脱落，取而代之的是黑色的骨质扣子，那顶已经破旧的学生帽上还能依稀看到帽徽的印迹——总之，有点儿稚气未脱，但他急于装出大人的样子。
我们坐在坟场中间的灌木林里。此人说话干瘪瘪的，一副就事论事的模样，整个人，从上到下，没一点儿让我喜欢的。他板着脸仔细问我读了些什么书，建议我参加他组织的学习小组，我同意了，然后我们就分手了——他警惕地环顾了一下周边荒芜的旷野，先走一步。
这个小组还有另外三四个小伙子，我是最小的，而且完全没有读过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著作和车尔尼雪夫斯基[24]对它的评注。我们常常在师范学院学生米洛夫斯基[25]家里聚会——后来他用笔名叶列翁斯基发表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写了五部书后，就自杀了。像这样任性草率地结束生命的人，我还真见过不少啊！
这个师范学院学生不爱说话，思路狭窄，说话谨慎，住在一栋脏兮兮的房子的地下室里，常常干些木工活来“平衡身心”。跟他在一起很无聊。读穆勒的书对我也没啥吸引力，很快，我就觉得我对那些经济学的主要原理其实已经非常熟悉了，我在生活中直接掌握了它们，刻骨铭心、烂熟于胸，而且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写那么厚的一本书，用艰涩难懂的词语来说这个，这些道理，任何一个为他人的幸福和安逸而耗费过精力的人都很清楚。我极其难受地在这个充满了胶水味道的地下室坐了两三个小时，看着那些小潮虫在墙上爬来爬去。
有一次，小组的导师迟到了，我们估计他不会来了，就买了一瓶伏特加、一些面包和黄瓜，搞了个小派对。忽然，窗边飞快闪过老师的灰色裤腿，还没等到我们把伏特加藏到桌子下面，他就来到我们中间，开始讲解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那些深奥的结论。我们大家都一动不动地坐着，就跟木头人似的，心惊胆战地等着我们中的谁会一脚踢倒酒瓶。结果导师踢倒了酒瓶，踢倒后，他向桌子底下瞄了一眼，没说一句话。哎呀，要是他结结实实地骂我们一顿还好受些啊。
他那沉默、严厉的面容和气得眯缝起来的眼睛都让我尴尬万状。我悄悄看了看同学们那羞得紫红的脸，真心觉得惭愧，觉得自己冒犯了这位导师，尽管酒不是我提议买的。
在这里读书很是无聊，我就想去鞑靼区看看，那里仁慈、亲切的人们过着一种别致的“至清至真”的纯朴生活，他们那蹩脚的俄语听起来很好笑。每到傍晚，清真寺那高高的尖塔上就会响起阿訇报祈祷时刻的声音。我想，鞑靼人的生活完全是另一番模样，对我来说很陌生，不像我所熟悉的那种令我不快的生活。
我向往着伏尔加河上那劳动生活的音乐，这种音乐直到现在都还在醉着我的心，我清楚地记得我头一次感受到劳动的英雄般诗意的那一天。
喀山附近，一艘满载波斯货物的大驳船“坐”到礁石上搁浅了，擦破了船底。码头装卸组带上我去给驳船卸货。时值9月，从上游吹来阵阵北风，灰色的河面激起一浪接一浪的怒涛，风狂怒地把浪花扯下，寒雨飘洒在河面上。装卸组有五十来个人，裹着粗草席或者帆布，神色凝重地站在空驳船的甲板上；一艘小拖轮喘息着拖着驳船前进，烟囱在雨中喷出一团团红色的火星子。
夜色降临，铅色的潮湿的天空渐渐暗下来，渐渐低垂到河面上。装卸工们抱怨着、咒骂着，骂雨、骂风、骂生活，懒洋洋地在甲板上爬来爬去，想找个躲避寒湿的地方。我觉得这帮半梦半醒的人是没法干活儿的，没法拯救那一船正在沉没的货物。
半夜时分，我们到了那个货船触礁的浅滩，大伙儿把空驳船跟触礁搁浅的船，船舷挨着船舷系在一起，装卸组组长是个毒辣的小老头，一个小滑头，一脸麻子，嘴里污言秽语，有一双鹰眼和一个鹰钩鼻，他从秃顶上摘下湿漉漉的帽子，扯着女人似的尖嗓门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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